《从纽伦堡的家族荣誉盾牌，看懂德国家徽文化｜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之一｜Understanding German Heraldry Through Nuremberg's Family Memorial Shields |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I)

封面图说明｜

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
我一直以为这些只是教堂里的装饰。

直到走进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我才终于看懂了德国人如何用一面家族荣誉盾牌，
留住一个家族的记忆。

引文｜二十年后的一个答案

有些文化，
不是第一次看见的时候，
就能理解。
有些答案，
要等二十年之后，
才终于连成一条线。

时间｜2026年07月18日（六）
地点｜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Nürnberg Ausstellungen |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图：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
我走过无数教堂、城堡与市政厅，
也看见不少挂在教堂墙上的木盾，
却始终不知道，
它们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儿子的父系家族，
也有属于自己的家徽旗帜。
当时，
我没有特别在意，
只觉得德国人的家族图案，
很复杂，
也很华丽。

直到走进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我才第一次把家徽、
家族荣誉盾牌、
教堂与家族记忆，
全部连在一起。

原来，
这些挂在墙上的木盾，
并不是装饰，
它们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也保存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那一天，
我终于看懂了，
德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家族与荣誉。

有些文化，
不是用眼睛看的。
而是要等时间，
慢慢替你打开。

一、什么是家族荣誉盾牌？｜一块木盾，一个家族的记忆

有些家族，
把名字写进族谱。
有些家族，
把荣耀留在教堂。

1. 挂在教堂里的木盾

第一次看见这些盾牌时，
我以为，
它们只是教堂里的装饰。

直到走进这场展览，
我才知道，
它们有一个正式的名字——Totenschild。

德文直译，
就是”逝者之盾”。
如果直接翻成”死亡盾牌”，
很容易让人误会。

它既不是战争留下来的盾牌，
也不是墓碑。
它的存在，
是为了纪念已经离世的家族成员。

因此，
我更愿意称它为”家族荣誉盾牌”。
因为它保存的，
并不是死亡，
而是一个家族的荣誉与记忆。

死亡会结束生命。
记忆和荣誉，却可以继续流传。

图：展览

2. 一面盾牌，一个家族

每当一位家族成员去世，
家人便会委托工匠制作一面新的荣誉盾牌。

盾牌中央，
绘着逝者所属家族的家徽，
周围则写着姓名、
去世日期，
以及代表身份的铭文。

如果逝者已经结婚，
妻子的家徽，
通常也会以较小的附盾出现。

这一面盾牌，
纪念的并不只是一个人，
它同时记录着，
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结。

图：典型家族荣誉盾牌

3. 为什么挂在教堂？

这些荣誉盾牌完成之后，
并不会放在家里，
它们会被悬挂在教堂的墙面、
柱子，
甚至高高的拱顶之下，
让所有进入教堂的人都能看见。

对于中世纪的纽伦堡来说，
教堂不仅是宗教空间，
也是家族与城市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每一次的弥撒或礼拜、
婚礼或葬礼，
后人都会再次看见这些家徽。
于是，
家族的荣誉，
便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

图：教堂上方的盾牌与展览入口

4. 荣誉，并不属于每一个人

展览特别说明，
纽伦堡的家族荣誉盾牌，
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

它主要属于市议会贵族、
城市上层家族，
以及少数受到尊崇的人物。

是否制作荣誉盾牌，
最终由家族决定。
如果有人犯下严重罪行，
或失去家族认可，
便可能无法获得这份荣耀。

还有一点，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纽伦堡保存下来的家族荣誉盾牌，
几乎都属于男性。
女性极少拥有属于自己的荣誉盾牌。

展览指出，
妻子的名字，
偶尔只会出现在丈夫的铭文之中。
只有德语地区少数地方，
曾出现专门纪念女性的荣誉盾牌。

这一项传统，
也反映了中世纪社会对于家族继承、
身份与性别角色的理解。

一面盾牌，
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一生。
它也映照着，
一个时代对于家族、荣誉与身份的选择。

图：〈Geehrte Personen〉展板

二、一面盾牌，如何保存一个家族数百年的记忆？｜一块木盾，凝聚无数双手的工艺

一面盾牌，
不只是一位工匠的作品。
它是一个家族，
留给子孙与未来的记忆。

1. 从一枚家徽开始

每一面家族荣誉盾牌，
都有属于自己的家徽。

有的只有一面盾牌，
有的还加上头盔、
头盔饰、
披饰、
附盾，
以及铭文，
这些组合在一起，
便形成一套完整的家族纹章。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它像一种图案。
但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
它代表的是家族、
身份与荣誉。
只要看见家徽，
便知道它属于哪一个家族。

今天的徽章，
是一种设计。
中世纪的家徽，
却是一个家族的身份标志。

图：完整家族纹章（圆形荣誉盾牌）

2. 一面盾牌，须由多人完成

展览中，
我原本以为，
这些盾牌都是木匠做出来的。

后来才知道，
一面盾牌，
往往需要许多不同工匠共同完成。

木匠负责木结构，
雕刻师制作立体装饰，
画师负责彩绘，
镀银工匠覆盖银箔，
铁匠制作金属零件。

它不是一件普通工艺品，
而是一项集结多种工艺的合作工程。

一块木头，
要经过木匠、
雕刻师、
画师、
镀银工匠、
铁匠的双手。
最后完成的这块木头，
因此承载了五双手的记忆。

图：〈委托人与制作者〉展板

3. 木头、皮革与真正的银

让我最惊讶的是，
这些盾牌并不是只有木头。

除了木材之外，
还使用了皮革、
柳条、
绳索、
羊皮纸、
纸张、
织物，
甚至动物毛发。

完成之后，
工匠会覆盖底层，
再贴上真正的银箔，
最后，
才绘上各种颜色。

原来今天看到的深色盾牌，
最初其实闪耀着银色光泽，
颜色也远比现在鲜艳。

图：材料展示（木材、皮革、银箔、颜料）

4. 一件文物，也是一座实验室

展览没有停留在历史。
它还展示了，
博物馆如何研究这些盾牌。

研究人员分析木材、
颜料、
皮革与银层。

他们利用树轮年代学，
推算木材砍伐的年代，
也透过放射性碳定年，
确认部分材料的时代。

这些科学方法，
一点一点拼凑出，
每一面盾牌真正的历史。

图：树轮年代学与材料分析展板

6. 六百年的时间，也会留下痕迹

几百年来，
这些荣誉盾牌不断经历修复。

有些重新彩绘，
有些补上新的装饰，
有些更换了损坏的构件。

因此，
今天看见的一面盾牌，
其实同时保留着十五世纪、
十七世纪、
十九世纪，
甚至现代修复留下来的痕迹。

它不只是中世纪的作品，也是六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守护的结果。

一件文物能够保存到今天，
不是因为木头不会腐朽，
而是因为，
一直有人一直在意与愿意守护它。

图：修复说明展板

7. 保存的不只是文物

博物馆保存的，
并不只是一面木盾，它保存的，
是一套关于家族、
身份、
荣誉与记忆的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
六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能够透过这些家族荣誉盾牌，
读懂一个城市，
以及它曾经珍视的价值。

一面盾牌，
记录一个家族的荣耀。
一百面盾牌，
记录一座城市的名人录。

三、德国人与中国人，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

文明不同。
记忆的方法不同。
但人们想留下来的，
始终都是自己的名字，
以及家族的故事。

1. 一面盾牌，一座祠堂

离开展厅之后，
我脑海里浮现的，
却不是另一座德国教堂。

而是去年，
我回到爷爷的故乡认祖归宗。
一处在广西，
一处在湖北江夏。

那里没有家族荣誉盾牌。
墙上也没有木制头盔。
可是，
空气里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盾牌与祠堂，
隔着一片欧亚大陆，
但走进去的那一刻，
呼吸的节奏却是一样的。

图：黄氏祖屋

图：湖北江夏黄氏大宗祠

2. 德国，把记忆挂在教堂

纽伦堡的人，
把家族荣誉盾牌挂进教堂。

一面盾牌，
记录一个人的姓名、
家徽、
去世时间，
以及他属于哪一个家族。

几百年过去，
后人来到教堂，
仍然能够知道，
这一位祖先曾经存在。

于是，
教堂不仅保存信仰，
也保存了城市家族的共同记忆。

3.中国，把记忆留在祠堂

而在中国，
保存家族记忆的方法不同。

宗祠里，
可以看到堂号、
郡望、
祖先牌位、
族谱、
匾额。

后人来到这里，
祭拜祖先，
阅读族谱，
寻找自己的世系。

他们记住的，
不仅是历代祖先，
也是自己从哪里来。

图：祖先牌位

4. 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问题

德国人留下的是家徽，
中国人留下的是姓氏。
德国人把记忆挂在教堂，
中国人把记忆放进祠堂。

德国人不断修复家族荣誉盾牌，
中国人不断续修族谱、
重修宗祠，
保存祖先留下来的匾额。

形式不同，
回答的，
却是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传承。

德国人把家族留在木头上，
中国人把家族写进族谱里。
木头与纸张不同，
想传给后代的心，
却没有不同。

图：黄氏族谱

5. 一个家族，如何被后代记住？

站在纽伦堡的展厅里。
看着这些荣誉盾牌,
我想到的，
不是欧洲历史,
而是中国宗族文化。

原来，
无论是德国，
还是中国。
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人们真正想留下来的，
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名字，
而是希望几百年以后，
仍然有人知道：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又把什么，
留给了后代。

图：祠堂与宗祠入口

尾之声｜我终于看懂德国人的家徽

有些风景，
不是第一次看见。
而是多年以后，
终于看懂。

这些年住在德国，
我走过许多城市，
教堂外墙、
市政厅、
古老宅邸。
经常都能看见一枚又一枚家徽。

我曾经停下来拍照，
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
它们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里。

以后再走进德国的教堂，
再抬头看见那些盾牌与纹章，
我知道，
它们已经不是建筑上的装饰，
它们是一个家族，
曾经存在于这座城市的证明，
也是几百年前的人，
留给后代的一封信。

纽伦堡让我明白，
德国人的家徽，
并不只是身份的象征，
真正重要的，
是它把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家族的故事，
以及他们在城市里的位置，
一起留了下来。

或许，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荣誉盾牌能够跨越数百年，
直到今天，
仍然被博物馆细心修复，
被教堂继续保存。

因为它们纪念的，
从来都不是一块木头，
而是一段仍然活在城市里的家族历史。

二十年，
我才看懂一块木头，
而一块木头，
已经在那里，
等了我六百年。

后记｜考烈王、黄歇与令尹夫人的观后感

走出展厅以后，
我们没有立刻离开。
教堂里，
一面又一面家族荣誉盾牌，
仍静静挂在墙上，
阳光穿过高高的窗户，
照在那些已经跨越数百年的家徽上。

考烈王抬起头，
望着那些盾牌，
沉默了很久。
他说：
“楚国没有这样的盾牌，
可这些盾牌，
却让一个家族，
能够一直留在教堂里。
后来的人来到这里，
仍然知道，
曾经有哪些人生活过，
哪些家族曾经守护过这座城市。”

黄歇望着那些家徽，
轻轻笑了笑。
他说：
“德国人有家族荣誉盾牌。
楚人，
则把祖先留在宗庙、
祠堂、
匾额与族谱里。

德国人记住的是家徽。
楚人记住的是姓氏、
堂号、
郡望，
还有一代又一代续修下来的家谱。

楚人祭祖，
有自己的礼，
按照楚礼，
宗庙祭祀并不是只祭一代祖先，
而是一代一代向上追溯，
维系整个家族的记忆。
留下来的形式不同，
想留下的记忆，
却是一样的。”

我望着他们，
想起了去年的寻根问祖，
也是经由大陆亲戚的帮助，
以及一册册保存下来的族谱，
我才第一次知道，
自己这一支黄氏，
源自江夏，
也是那时候，
我第一次知道，
黄歇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
也是我们家族世代纪念的祖先之一。

后来，
我走进广西与湖北的黄氏大宗祠，
看见堂号、
家谱、
祖先画像、
神主牌位，
以及一块又一块记录家族历史的匾额。

直到今天，
我仍然记得，
第一次真正读懂族谱时的激动心情，
因为那一刻，
我终于知道，
自己来自哪里。

黄歇望着教堂里的家徽，
又看着我拍下的祠堂照片。
他说：
“其实，
德国人与楚人，
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一个家族，
如何跨越几百年，
仍然被后代记住。
家徽也好，
祠堂也好。
荣誉盾牌也好，
家谱也好，
它们都是文明，
留给后人的记忆。”

考烈王缓缓点了点头，
他说：
“原来，
不同文明，
一直都在努力回答同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以后，
如何继续活在后代的记忆里。
一个家族，
又如何穿越时间，
仍然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我回头望了一眼，
教堂里的家族荣誉盾牌。
又想起广西祠堂里，
那些写满名字的族谱、
悬挂百年的匾额，
以及香火不断的祖先神位。

德国人与中国人，
其实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
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把共同的记忆，
留给未来。

文明不同，
人们纪念祖先的方法不同。
但想留下记忆的心，
其实从来没有改变。

我们都会离开，
真正能够跨越时间的，
不是生命本身。
而是后人，
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名字。

Appendix｜English Summary

Understanding German Heraldry Through Nuremberg’s Family Memorial Shields |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I)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 lived among German churches, castles, town halls, and historic houses covered with coats of arms, yet I never truly understood what they represented. Even my son’s paternal family possessed its own heraldic banner, but I regarded such symbols mainly as elaborate family decoration. During my visit to the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in Nuremberg, the exhibition on late medieval Totenschilde finally connected coats of arms, memorial shields, churches, family honour,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to one complete system.

These objects were neither battlefield equipment nor tombstones. After the death of an honoured family member, a shield bearing his coat of arms, name, date of death, and identifying inscription could be suspended inside a church. If the deceased was married, his wife’s coat of arms might appear as a smaller adjoining shield. These memorials were highly selective: in medieval Nuremberg, they mainly belonged to members of ruling council families, wealthy urban elites, and other respected men. Women were rarely commemorated independently, revealing how family honour, public memory, social status, and gender were closely connected.

A complete heraldic achievement could include the shield, helmet, crest, mantling, subsidiary shields, and inscription. Its production required the cooperation of carpenters, sculptors, painters, metalworkers, and specialists responsible for silvering and surface decoration. The objects were made not only from wood, but also from leather, willow, rope, parchment, paper, textiles, metal, and even animal hair. Their surfaces were prepared, covered with silver leaf, and painted with bright pigments, meaning that the dark shields seen today originally appeared far more luminous and colourful.

The exhibition also reveals how museums investigate the material history of these objects. Dendrochronology helps determine when the timber was felled, while radiocarbon dating, pigment analysi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leather, silver layers, and later additions help reconstruct their changing appearance. Many shields were repainted, repaired, or partially replaced over the centuries. They therefore preserve not only their medieval origins, but also the traces of later restoration campaigns. Their survival was not simply the result of durable materials. It depended on generations of people who continued to consider them worthy of care.

The visit also brought back memories of my own journey to trace the Huang family lineage in Guangxi and Jiangxia. In Germany, family memory was preserved through coats of arms, memorial shields, and churches. In China, it was carried through surnames, commandery origins, clan halls, genealogies, ancestral tablets, portraits, and commemorative plaques. One tradition carved identity into wood. The other wrote it into paper and ritual space. The materials were different, but both sought to make family memory outlive the individual.

After this visit, the coats of arms I had seen across Germany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no longer appeared to me as decorative signs attached to old buildings. They became evidence that particular families once occupied a place within a city, and that later generations chose to preserve that presence. A single shield can record a family. An entire collection can become a visual register of a city’s social memory.

The final imagined conversation between King Kaolie, Huang Xie, and the Lady of Lingyin brings Chu and Nuremberg together. Chu did not carve family identity onto memorial shields, but preserved ancestral memory through ritual, ancestral temples, genealogies, clan halls, inscriptions, and the continued remembrance of multiple generations. German heraldry and Chinese ancestral culture therefore used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institutions, yet both attempted to answer the same question: how can a family remain recognizable to later generations long after individual lives have en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