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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庄公听完进谏，第一反应不是反省，而是抱怨：

“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并兼人哉？”  ——上博本（简4-5）

——如今天下有见识的君主都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还有谁能轻易地吞并他国呢？

鲁庄公的感慨，
反映了一种儒家式的政治理想——
如果所有统治者都成为“君子”，
以德治国，
那么“止戈为武”、
天下安宁的局面就会出现。

这句话生动刻画了鲁庄公，
作为一位渴望有所作为，
但有时想法过于天真的君主形象。

他抓住了“内政为本”的道理，
却将其推演成一个过于理想的静态天下模型。

竹简没有责备，只是让曹沫说出最关键的一段话：

“邻邦之君明，则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 ——上博本（简5）

——如果邻国的君主贤明有为，那么我们就更不能不行善政、善待百姓。

“邻邦之君无道，则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 ——上博本（简6）

——如果邻国的君主昏庸无道，那么我们同样不能不修明政治、善待百姓。

对手强，自己要修政；
对手弱，自己还是要修政。
外部环境从来不是战略变量，内部治理才是。

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自身作为，
而非邻国的变化。

这要求领导者具备极强的战略定力，
不被一时的安全假象所迷惑，
也不因强敌的压力而慌乱，
始终锚定“做好自己的事”这一核心。

这句话与上一句一起，
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智慧中极为理性、深刻的一环。

它超越了简单的“远交近攻”或“合纵连横”的外交术，
直指国家竞争力的本源——
内政与民心。

它告诉我们：
无论对手是强是弱，
世界是危是机，
唯一正确的、
不变的应对之道，
就是坚定不移地让自己变得更好。

鲁庄公仍欲以“天命”自解：

“君子得之失之，天命。” ——上博本（简7）

——一位君子的得失成败，都是上天的意志决定的。

鲁庄公在听了曹沫“必须修政善于民”的积极论述后，
引用施伯的这句话，
他将国家兴衰、君主得失，
归于一种超越人力、难以捉摸的“天命”。

天命决定论，
偏向解释性和终极性。
它为结果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令人安然的归因，
但可能削弱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

曹沫予以切断：

“君子以贤称而失之，天命；以无道称而没身就世，亦天命。” ——上博本（简8-9）

——一位因贤德而著称的君子却最终失国丧邦，这可以归于天命；一位因无道而著称的君主直至身死世终，这也可以归于天命。

曹沫巧妙地接过“天命”，
却注入了全新的、
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内涵，
从而完成了对“天命决定论”的改造与超越。

他的逻辑是：
“天命”决定最终结果，
“人事”决定事情的大概率走向。

曹沫这番话的潜台词是：
作为君主，
你不要去纠结、揣测那不可控的“天命”最终会给你什么结果。

你应该做的，
是牢牢抓住那完全可控的部分——
即努力成为一个以贤德著称的君主。

而实现这一点的唯一路径，
就是“修政而善于民”。

行“人事”以尽“天命”，
这是君主唯一合理、
唯一负责的选择。

即便最终因“天命”而失败，
也因为已经履行了君主的责任，
求得了内心的安定。

所谓天命，
不过是德政与无道的另一种名称。

天命不是理由，
是结果。

就在这一刻，
鲁庄公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

问题不是齐国太强，
而是鲁国太虚。

竹简写下他真正的转折：

“乃命毁钟型而听邦政。” ——上博本（简10）

——于是下令销毁铸钟的模具，转而专心处理国家政务。

“不昼寝，不饮酒，不听乐，居不亵文，食不贰滋，兼爱万民，而亡有私也。” ——上博本（简10-12）

——从此白天不卧床休息，不饮酒作乐，不听赏音乐，日常居处不穿华美的纹绣衣裳，饮食不求丰盛多样的滋味，一视同仁地关爱天下百姓，而没有丝毫偏私。

毁钟，是斩断虚荣；
听政，是回到根本；
自律，是政治重建的第一步。

逆袭从何而来？
不是靠匕首、不是靠勇武——
而是靠一个国家终于开始重新治理自己。

湘湘女公子轻叹：

“原来弱者的第一个敌人，是自己的借口。”

纪南君回应：

“强者从不等天命，弱者才等。”

湘湘女公子道：

“毁钟，是切断借口。”

纪南君点头：

“听政，才是逆袭真正的开端。”